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 1 一般資料 選取2018年2月～2019年2月本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60例， 隨機分成觀察組及對照組， 各30例。其中， 對照組男18例， 女12例;年齡43～73歲， 平均年齡（57.62±5.14）歲;病變位置：胸下段7例， 胸中段15例， 胸上段 8例。觀察組男16例， 女14例;年齡42～71歲， 平均年齡（58.02±5.72）歲;病變位置：胸下段9例， 胸中段11例， 胸上段 10例。兩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具有可比性。
1. 2 納入及排除標準
1. 2. 1 納入標準 本次研究所選患者均符合食管癌的診斷標準;術前經胃鏡活檢及上消化道鋇餐等檢查確診， 且病變長度<7 cm;對本次研究保有知情同意權。
1. 2. 2 排除標準 頸部患有可疑轉移淋巴結、聲嘶或存在其他臟器原發性或轉移性惡性腫瘤;合并穿孔、大出血等急診手術指征;存在胸科手術及麻醉的禁忌證等[8]。
1. 3 方法
1. 3. 1 對照組 選擇傳統食管癌根治術聯合胸內吻合術治療， 具體操作流程如下：患者行全身麻醉及雙腔氣管插管， 體位選擇左側臥位， 于其右胸前外側第4或第5肋間入路處進行皮下組織與各層胸壁肌肉剝離， 配合撐開器應用來撐開胸腔， 顯露出患者胸腔情況， 包括胸腔內粘連及淋巴結轉移情況， 后將食管剝離完成病灶組織切除。接著以結扎、奇靜脈切斷、上、下縱隔、食管旁及隆突下淋巴結清理順序進行操作， 最后關閉胸腔。并將體位調整為仰臥位， 在患者腹部正中位置作切口， 游離胃， 并完成胃左動脈旁、賁門旁淋巴結清理， 后制備管狀胃。最后對患者左頸作一切口， 將管狀胃經胸腔食管床處拉至頸部， 吻合后閉合切口， 手術結束。
1. 3. 2 觀察組 選擇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聯合胸內吻合術治療， 具體操作流程如下：患者行全身麻醉及雙腔氣管插管。然后于患者上腹正中處作小切口進入腹腔內部， 將胃分離后對胃左動脈及腹腔干旁淋巴結進行清理， 在賁門處將食管切斷， 用閉合器自胃小彎側起將胃以管狀胃形式進行制作， 以最高處作入路處進行縫合牽引， 操作完成后關閉腹腔。接著將體位調整為左側臥位， 選擇患者右腋中線第 7 肋間作觀察孔， 操作孔位置分別于其腋前線第4肋間和腋后線第 8 肋間各做1個;經觀察孔處進鏡來對患者胸腔粘連及淋巴結轉移情況進行探查。然后將患者食管床上的縱隔胸膜切開， 將奇靜脈弓離斷， 對其后縱隔、隆突下淋巴結進行清理。將荷包經一操作孔送入進行縫線， 并于食管合適位置完成縫合打結， 最后進行食管離斷和病灶組織切除。利用牽引線將管狀胃牽入患者胸腔， 利用吻合器將食管胃側維持吻合， 然后閉合， 將管狀胃殘端進行切除， 并用絲線縫合。最后將管狀胃懸吊于患者胸腔頂部及食管床縱隔胸膜處并進行縫合固定。常規置入引流管后將創口閉合， 手術結束。
1. 4 觀察指標 比較兩組患者免疫功能和應激反應指標水平， 檢測術前及術后機體創傷應激反應指標（靜脈血WBC、FT3、FT4、CRP、皮質醇）以及細胞免疫功能指標[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CD3+、CD4+、CD8+、CD4+/CD8+）]水平變化情況。同時觀察兩組患者圍手術期間的并發癥發生情況， 包括肺不張、切口感染及吻合口瘺等。
1. 5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18.0統計學軟件進行分析。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 x-±s）表示， 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檢驗。P<0.05表示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 1 兩組患者圍手術期免疫功能指標比較 術前， 兩組患者的CD3+、CD4+、CD8+、CD4+/CD8+水平比較，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術后， 觀察組患者的CD3+、CD4+、CD8+、CD4+/CD8+水平均優于對照組， 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 （P<0.05）。見表1。
2. 2 兩組患者圍手術期手術創傷應激反應指標比較 術前、術后兩組患者的WBC、FT3、FT4、CRP、皮質醇水平比較，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2. 3 兩組患者并發癥發生情況比較 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為6.67%， 低于對照組的26.67%，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P<0.05）。見表3。
3 討論
食管癌作為消化道惡性腫瘤中的一種， 患者臨床多以食物反流、咽下疼痛及進行性吞咽困難等癥狀作為主要表現[9]?，F今臨床有相關研究結果表明， 雖此類病癥仍未明確發病機制， 但有研究指出患者發病原因多是受其飲食習慣、真菌毒素感染及遺傳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影響， 病因復雜。故如何有效根治患者病癥， 控制其體內癌癥因子擴散， 是現今臨床亟待解決的醫學問題之一。
歷年來， 臨床針對食管癌患者多是倡導應用傳統食管癌根治術進行治療， 雖有一定療效， 但對患者機體造成的創傷性會影響其術后恢復， 不利于患者預后改善， 嚴重者還會誘發一系列并發癥， 降低患者生存質量[10]。本次研究結果顯示， 觀察組并發癥發生率為6.67%， 低于對照組的26.67%，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 （P<0.05）。術后， 觀察組患者的CD3+、CD4+、CD8+、CD4+/CD8+水平均優于對照組， 差異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術前、術后兩組患者的WBC、FT3、FT4、CRP、皮質醇水平比較， 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表明此類手術方案對患者機體影響不大。其中， 外周血T淋巴細胞亞群CD3+、CD4+、CD8+、CD4+/CD8+是反映患者機體免疫調節功能的有效指標， 對促進其預后改善能起到顯著的輔助效果， 能有效降低患者并發癥發生率[11]。而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在患者手術中， 能清晰探查其術區和放大局部視野， 提高患者食管及周圍組織結構暴露的清晰程度和術者操作的精準度， 對減少患者機體出血和防止喉返神經和胸導管等結構損傷有積極影響[12， 13]。此外， 患者行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治療后， 其機體應激反應與傳統手術造成的創傷刺激相差甚小， 表明手術操作對患者機體無明顯影響， 臨床可著力推廣。
綜上所述， 采取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聯合胸內吻合術治療食管癌患者， 能有效提高治療效果， 降低患者并發癥發生率， 同時提高其免疫功能， 患者機體應激反應穩定， 值得臨床大力推廣。
參考文獻
[1] 施雄文. 比較電視胸腹腔鏡下和傳統開胸手術應用于食管癌治療的效果. 中外醫學研究， 2017， 15（31）：185-187.
[2] 劉鴻運， 白舒. 胸腔鏡微創食管癌根治術與傳統開放性食管癌根治術治療食管癌的臨床效果. 中國醫藥指南， 2019， 17（14）：77.
[3] 王潔， 朱學芳， 肖計文， 等. 單腔氣管插管全身麻醉下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CO2人工氣胸對患者PaCO2和PETCO2的影響及相關性研究. 吉林醫學， 2019， 40（5）：1006-1008.
[4] 黃修明， 陳獻珊， 陳鋒夏. 全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對食管癌患者炎性反應及應激反應的影響. 中國醫藥導報， 2019， 16（5）：104-107.
[5] 劉勇世， 王娟， 馬海浪， 等. 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對食管癌患者術后肺功能及炎癥因子釋放的影響. 貴州醫藥， 2019， 43（1）：82-84.
[6] 王玉璇， 李強， 尚志杰， 等. 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與開放食管癌根治術后患者圍手術期并發癥發生率及機體創傷應激反應程度比較. 中國醫師雜志， 2019， 21（1）：28-30， 35.
[7] 鄭勇， 姚元波， 蔡彥力， 等. 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與開放食管癌根治術對患者圍手術期免疫功能、應激反應的影響. 海南醫學院學報， 2016（22）：2436.
[8] 戴志堅， 陸相吉. 觀察胸腔鏡輔助下食管癌根治術聯合胸內吻合術治療食管癌的效果. 世界最新醫學信息文摘， 2017， 17（80）：37.
[9] 許冰. 胸腔鏡食管癌根治術聯合胸內吻合術在食管癌中的應用觀察. 醫藥論壇雜志， 2017， 38（9）：75-76.
[10] 劉國華. 胸腔鏡輔助下食管癌根治術對術后胸腔引流量及并發癥發生率的影響. 河南醫學研究， 2017， 26（16）：2965-2966.
[11] 李標， 林偉民， 李富， 等. 胸腔鏡輔助與傳統根治術對食管癌患者圍手術期免疫功能影響的研究. 中國內鏡雜志， 2013， 19（8）：818-822.
[12] 于雷. 胸腔鏡輔助食管癌根治術治療老年食管癌的臨床分析. 中國冶金工業醫學雜志， 2019， 36（3）：345-346.
[13] 熊秀娥， 徐鵬， 龐一雄， 等. 不同根治術后患者圍手術期并發癥的發生率及機體創傷應激反應程度比較. 河北醫藥， 2017， 39（23）：3554-3556.
[收稿日期：2019-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