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如何看待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危機--近百年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比較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危機管理文章,供大家閱讀參考。
摘要：近百年來，全球已歷經八次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本文梳理了歷次危機的成因和各國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金融監管政策和其他政策方面的應對措施，并比較分析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和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1929年大蕭條和2008年次貸危機的異同。本文認為，本次危機是上述三大危機的混合體。相對其他危機而言，本次危機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面廣、對全球經濟的損傷嚴重外，還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并可能因全球“大放水”而產生后遺癥。對此，我國需要未雨綢繆，在市場多元化、產業鏈升級、與國際規則接軌、擴大內需、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強化金融宏觀審慎管理等方面，積極加以應對。
關鍵詞：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逆全球化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開始在全球蔓延，各國相繼采取隔離、封鎖等措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衰退風險上升，美股和原油暴跌，國際金融市場動蕩不安。近一百年來，全球已歷經了八次大的國際經濟金融危機，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危機更像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29年的大蕭條和2008年次貸危機的混合體。一、近百年來歷次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回
顧近百年來相繼發生了西班牙大流感（1918—1920年）、大蕭條（1929—1933年）、石油危機（1973—1980年）、拉美債務危機（1982—1990年）、東南亞金融危機（1997—1998年）、互聯網泡沫危機（2000—2002年）、美國次貸危機（2007—2009年），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引發的國際金融市場動蕩及經濟衰退等若干次經濟金融危機。歷次危機的成因和各國應對措施如表1所示。
從表1可見，引發國際經濟金融危機的因素可以分為五類。一是經濟結構失衡。二是貧富差距過大，加劇了總消費需求增長疲弱與供給過剩之間的矛盾。上述兩問題通常是危機發生的根本原因。三是居民、企業和機構過度投機，杠桿率抬升，加上金融監管放松，導致資產價格泡沫化。資產泡沫破裂是引發危機最常見的因素。四是政府債務負擔沉重，稍有風吹草動，易引發債務違約風險。多數發生債務危機的國家積重難返，危機持續時間更長，后果也更嚴重（Reinhart& Rogoff，2012）。五是其他突發性因素，例如，戰爭、沖突和疫
情等，對經濟和金融市場產生災難性的影響。面對危機，各國的應對措施可以分為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金融監管政策和其他政策四大類。一是寬松的貨幣政策。為緩解危機對經濟的巨大沖擊，受到危機影響的國家多數會采取包括降息、向市場大量注入流動性、推出大規模資產購買計劃等在內的寬松貨幣政策，以鼓勵金融機構增加對實體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并推動本國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等。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各國政府通常會采取減稅、增加政府支出等方式，并救助受困金融機構和重要企業，以恢復經濟。三是強化金融監管。主要包括完善監管政策框架，擴大監管覆蓋范圍，并對金融機構的高風險業務進行限制，抑制過度投機。四是其他政策。發達國家有時采取貿易保護政策。例如，在大蕭條和石油危機期間，各國為保護本國產業和增加財政收入，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從結果看，雖然暫時穩住了各國的國內經濟，但也導致各國之間的報復，延長了危機持續時間。弱小的發展中國家則傾向于尋求國際援助。例如，拉美債務危機期間，拉美國家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美國政府和國際商業銀行減免拉美國家債務，進行債務重組，推遲還本付息（余文健，1992）。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韓國、印尼、泰國等國也被迫向IMF尋求大規模援助。本次危機發生后，至少有90多個國家向IMF申請融資支持。
二、當前危機與三次危機的比較分析回顧歷史，本次危機與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29年的大蕭條和2008年的次貸危機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似之處。（一）與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異同1. 共同點兩次危機的相同點在于，都是疫情引起的經濟衰退，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死亡。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首發于美國堪薩斯州，并通過美軍的活動傳遍全球，感染約10億人，造成了上億人死亡，占當時世界人口的6%左右，比一戰的死亡人數還多。這也是一戰提早結束的重要
原因之一。經濟方面，1918年，受到大流感的影響，經濟受到重創；而本次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下，2020年全球經濟將可能遭遇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IMF在2020年4月14日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將2020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測從此前的增長 3.3%下調至-3%。其中，發達國家將普遍出現衰退。IMF較上次預測下調美國2020年增速7.9個百分點至-5.9%，下調中國2020年經濟增速4.8個百分點至1.2%。2. 差異一是醫療技術條件不同。西班牙大流感在18個月內完全消失，但受制于當時的醫療技術水平，人們并不清楚這是否是由流感病毒引起的，也沒有真正辨認病株，只能被動應對。而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國率先發布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組序列，以幫助全球科學家和公共衛生組織研發檢測診斷試劑，進行病毒致病性研究；同時，通過病毒基因測序技術，追蹤新冠肺炎病毒的感染源頭，為疫情的防治提供科學依據。此外，還通過全方位的技術手段參與防范、檢測和治療。有些醫院已開始遠程遙控機器人進行遠距離視頻通信、監視病人、遞送醫療物資等，加大了高新技術手段的應用推廣。二是物流和交通運輸發展水平不同。1918年正處于一戰時期，各國之間的聯系主要以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的戰爭為主線，國家之間雖然有交叉傳染，但是遠不如當今世界由于交通運輸和信息科技技術的高速發展而形成的密切互動的“地球村”。當今，互聯互通的世界增加了全球的交叉傳染機率，使得疫情傳播更加快速，范圍更廣。三是全球化的程度不同。1918年在一戰末期，同盟國和協約國之間相互對立，囿于科技發展的限制，尚沒有達到全球化的程度。當前，經濟全球化已達到了新高度，由于人員流動加上全球供應鏈的相互配合，疫情流動傳染范圍比1918年更大，對供應鏈的影響與破壞也比1918年更大，因此，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破壞性更大。四是反危機的措施不同。1918年前后，歐洲各國實施金匯兌制，
嚴重超發貨幣以籌集戰爭經費。由此導致的通脹大幅上升，使各國不得不實行貨幣緊縮政策，以消除通脹。英國政府曾短暫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提振經濟，包括擴展衛生和教育服務、提高養老金、普及失業保險制度，并推出住房補貼計劃等，但其后由于英國債務大幅增長，不得不緊縮公共支出，以平衡財政預算。而從當前看，各國通脹基本處于低位，可大量向經濟注入流動性，并大都使用了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以刺激經濟、穩定金融市場。（二）與1929年大蕭條的異同1. 共同點一是給經濟帶來的損失程度都比較嚴重。大蕭條時期，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的工業生產分別大幅下降46.2%、23.8%、39.9%、40.6%（劉鶴等，2013）。其中，美國1929—1933年GDP年均增速為-7.7%，失業率從1929年的3.2%上升到1932年24.9%①。本次危機，根據IMF的估計，2020年全球經濟將衰退3%，且在第二季度可能出現深度衰退，全球短期經濟損失或不亞于1929年的大蕭條。美國2020年第一季度GDP環比折年率萎縮4.8%，終結了經濟連續23個季度的增長態勢。高盛預計，美國2020年第二季度GDP將年化萎縮34%。特朗普的高級經濟顧問哈西特預計，美國2020年第二季度的失業率可能達到16%～20%。二是股市均出現大跌。1929年10月美國紐約股價狂跌，當月美股市值縮水150億美元。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在大蕭條時期最大累計跌幅為86%。本次危機，美國道指自2020年2月20日開始大跌，在2020年3月23日跌至最低的18592，較歷史最高點下跌37%，且期間的兩周四次觸及熔斷，歷史罕見。美股大跌帶動全球股市大幅下挫，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的股指同期最大累計跌幅分別為34%、39%、39%、31%。三是反危機的措施都采取了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大蕭條時期，美國對超過兩萬種進口商品征收高額關稅，最高關稅稅率高達近60%。對此，多國采取了報復性措施，致
使1929—1933年期間美國進口降低66%的同時，出口也降低了61%，全球貿易總額因此下降了2/3，延長了危機持續時間。本次危機，新冠肺炎疫情已擴散到全球214個國家和地區，美國、德國和法國等發達國家都曾限制醫療物資出口，新興市場國家則限制糧食出口，以優先保證本國供應。美國政府還在考慮修改現行法律，切斷全球芯片供應商向華為出貨，同時，號召美國企業從中國遷回。2020年4月6日，日本政府公布規模達1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其中，撥款20億美元幫助本國制造商將生產基地撤出中國回歸日本，撥款2億美元協助企業將生產線轉移到其他國家。2. 差異一是技術發展階段不同。1929年處于第二次工業革命長技術周期的末端，科技發展動力減弱（劉鶴等，2013）。而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到來，5G和人工智能蓬勃發展，技術創新動力強勁，未來或將改變社會生產生活方式，新的經濟增長點正在逐漸形成。二是貨幣體制不同。大蕭條時期主要實行金本位制，限制了央行的貨幣發行和政策的靈活性。而現在是浮動匯率制，央行可以根據需要大量釋放流動性。美聯儲可以推出無限量QE，為金融機構、企業和消費者提供融資便利，穩定金融市場。三是國際環境有差異。大蕭條時期各國應對危機各自為戰。而當前危機，各國均出臺了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貨幣政策聯合行動。一旦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控制，各國經濟將可能強力反彈，重回正常軌道。（三）與2008年次貸危機的異同1. 共同點一是都對經濟造成了嚴重傷害，失業人數大幅增加。次貸危機期間，美國GDP增速從2007年1.9%降至2009年的-2.5%，同期，英國從2.4%降至-4.2%，法國從2.4%降至-2.9%，日本從0.9%降至-6%。美國、英國、法國、日本2009年的失業率較2007年分別提升4.6、2.3、1.1、1.2個百分點至9.3%、7.5%、8.7%、5.1%。本次危機對經濟的傷害較2008年有過之而無不及。由于各國紛紛采取“隔離+封鎖”的防控措
施，對全球經濟的沖擊遠超預期。美國2020年第一季度經濟環比折年萎縮4.8%，低于預期-4.0%，其中，個人消費支出環比下降7.6%，大幅低于預期-3.6%，為1980年以來最大降幅。美國2020年4月非農就業人數銳減2050萬人，失業率較2020年3月大幅上升10.3個百分點至14.7%，為二戰后最高水平。同期，歐元區PMI創歷史新低，我國2020年第一季度GDP增速降至-6.8%，為1992年有數據以來的最低水平。二是全球股市暴跌。次貸危機期間，美國、英國、德國、法國和日本等國股指累計最大跌幅分別為54%、48%、55%、44%、59%，我國上證綜指最大累計跌幅為72%。本次危機，美國道指最大累計跌幅為37%，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國股指最大累計跌幅在31%～39%，上證綜指最大跌幅為15%。
2. 差異一是人員死亡。本次危機造成大量感染者死亡。而次貸危機僅是國際金融危機，造成大量人員失業，不存在人員死亡問題。二是全球化的程度。次貸危機期間，各國仍然推崇國際貿易自由化，經濟全球化持續推進，并進入高潮。中國也推出了“4萬億”投資計劃項目，拉動了美國，乃至全球經濟較快復蘇。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從2007年的21.8%大幅提升至2009年的4
3.7%，在世界經濟中的占比則從11%升至13%，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階段。而本次危機卻出現了類似大蕭條時期逆全球化的態勢，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產業要跟中國經濟脫鉤、不過度依賴中國，值得我國警惕?？v觀近百年歷次國際經濟金融危機，本次危機相當于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1929年的大蕭條+2008年的次貸危機”的混合體。從新冠肺炎疫情造成大量人員死亡看，類似于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從對經濟的損害程度看，類似于1929年的大蕭條；而從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沖擊來看，類似于2008年的次貸危機。三、當前危機的新變化相對其他危機而言，本次危機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面廣、對全球經濟的損傷嚴重外，
還出現了逆全球化的趨勢，并可能因全球的“大放水”而產生后遺癥。（一）逆全球化的趨勢2020年1月15日，中美兩國經過近兩年的“打打談談”，初步達成第一階段貿易協議。但2020年2月以來，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歐美等發達國家由于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醫療資源嚴重不足，紛紛限制醫療物資出口。越南2020年3月24日宣布禁止一切大米出口，引發數十國紛紛效仿，一度掀起全球糧食緊缺的風波。同時，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也使許多國家和地區開始采取隔離和封鎖邊境等防控措施，人流、物流的中斷使得國際貿易體系嚴重受損，全球產業鏈受阻，甚至出現中斷。同時，美、日等國為了增加國內就業，緩解產業空心化，以及擺脫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號召本國制造業企業將在中國的生產回流本國，全球化再度遭遇“逆風”。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發，放大了各國的經濟困境，民粹主義思潮再度崛起，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國家之間矛盾激化。未來，全球化將可能演變為“有限的全球化”，不排除出現“一個世界，兩個體系”的供應鏈脫鉤情形。
（二）全球“放水”可能帶來的后遺癥為應對此次危機，美聯儲采取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寬松，其發揮“最后貸款人”的作用較以往實現了四大重要轉變。第一，從此前持續多次降息，每次降息幅度小但頻次多，到本次危機時直接兩次降息150BPs，將聯邦基金利率快速降至0%～0.25%區間。第二，推出非常規的大規模量化寬松（QE）政策，從次貸危機期間先后歷時四年推出三輪QE規模共計39250億美元，到本次危機QE規模在不足兩周內從7000億美元加碼到無上限，購買資產范圍也從次貸期間的美國國債、MBS等，到本次危機擴展到美國高收益債券（垃圾債），直接參與到過去其避之唯恐不及的投機性活動。第三，從為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從使用一級交易商信貸支持工具（PDCF）、貨幣市場共同基金流動性
便利工具（MMLF）等，到設立特殊流動性工具，繞開風險顧慮重重而不敢放貸的金融機構，使用商業票據融資支持工具（CPFF），直接為企業提供流動性支持。2020年4月9日，美聯儲更是宣布將額外提供高達2.3萬億美元的救助計劃，為美國州縣政府提供融資，為銀行給企業和消費者的信貸提供流動性便利，以防止流動性危機演化為債務危機。第四，從與多國央行聯合行動，建立美元流動性互換安排，擴大到允許他國以美國國債抵押換取美元流動性，在緩解全球美元流動性緊張的同時，兼顧維穩美債市場。美聯儲的總資產規模已較2020年年初大幅增加。美元3個月Libor較2020年年初顯著下行，全球美元流動性極度寬松。同期，歐洲央行2020年3月18日宣布7500億歐元規模的“緊急抗疫購債計劃”（PEPP），將購買包括私人和公共部門的證券。購買計劃將至少持續到2020年年末，直到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同時，放寬信貸抵押條件，允許垃圾級希臘債券做抵押品。日本央行2020年4月27日宣布，將無限量購買國債，并購買總額為20萬億日元的商業票據及公司債券。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以來，全球至少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央行先后降息近70次，20多個國家宣布了類量化寬松政策。全球央行這一史無前例的“大放水”，可能導致一些后遺癥。1. 極度充裕的市場流動性如不能充分被實體經濟吸收，易進入金融市場形成資產價格泡沫2020年4月，由于美聯儲的“零利率+無限量QE”的政策組合，美國股市明顯反彈。到2020年4月30日，道指回升至24346，當月反彈11%，較2020年3月最低點回升了31%，較歷史最高點跌幅收窄至18%。根據歷史經驗，貨幣政策如果過度寬松或維持過長時間的寬松，可能會成為醞釀下一輪危機的溫床。例如，2000年互聯網泡沫危機發生后，美聯儲持續降息，長期保持低利率，刺激美國房地產泡沫膨脹，隨后，美聯儲又17次加息控制通脹，導致資產泡沫破裂，引發次貸
危機（吳敬璉等，2013）。在次貸危機中，美聯儲降息至零利率附近，并推出三輪QE，加上各國貨幣政策均大幅寬松，孕育了美股長達11年的牛市，各類杠桿資金加入，美國企業也發債回購股票，推動美股頻創歷史新高。但在2020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股市巨大的泡沫破裂，美股大幅回調。2. 全球央行大規模印鈔并保持低利率，將導致貨幣貶值短期內，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消費者和企業的需求疲弱，通脹風險不高。但一些國家限制產品出口以及因新冠肺炎疫情采取的封鎖措施，導致全球產業鏈中斷，加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部分產品供給或減少，未來通脹風險將增加。后期，隨著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得到控制，需求將反彈，同時，極度充裕的資金將流入大宗商品市場炒作，推高原材料價格，從需求和供給兩端同時發力，使通脹壓力增大。3. 增加美國以外國家的債務風險美國以外的國家如果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將導致本幣相對美元貶值。如果該國政府為緩解危機同時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則會大幅增加政府的主權債務，導致政府債臺高筑。對長年保持大量財政赤字、外債規模較大、短期債務集中到期、外匯儲備相對較少、經濟依賴出口的國家而言，隨著償債能力的惡化，其主權債務風險將大幅上升。四、對策建議面對逆全球化、供應鏈脫鉤產業回歸、國家之間以鄰為壑的貿易保護，以及全球“放水”后遺癥等一系列問題，我國需要未雨綢繆，從以下方面積極應對。（一）加強與全球經濟的融合，開拓更加多元化的市場借助“一帶一路”倡議的東風，我國應積極開拓新興經濟體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市場，利用這些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帶來的市場機遇，推動我國與上述國家和地區的投資與貿易便利化，擺脫對美國市場和歐洲市場的依賴，多元化地參與國際經貿合作，防止回到自我封閉的時代。（二）保持產業鏈和供應鏈的完整，提高我國產業鏈的科技含量，強化中國的不可替代性我國是世界上工
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產業鏈完整、鏈條長且較為獨立。面對“逆全球化”的挑戰，我國應持續進行產業轉型，主動適應市場需求，優化結構調整，提供全產業鏈、全方位、全過程的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要不斷推進基礎設施建設向數字化、智能化、融合創新等方面升級，加快5G網絡、大數據中心、工業物聯網等新基建的建設進度。要加強關鍵技術的自我研發，通過技術創新，生產有市場競爭力的核心產品，搶占第四次工業革命的先機，實現我國經濟與技術的“頂層”發展和超越。要通過全方位提升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核心價值地位，強化我國產品和技術的不可替代性，防止“逆全球化”演變為“去中國化”。（三）深化對外開放，與國際慣例、國際規則接軌，優化營商環境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重在實現規則等制度型開放。我國宜加快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堅持將國際先進經驗與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尋找合適的切入點，與國際慣例、國際規則接軌，引入國際通用、效果良好的行業規范和管理標準。在此基礎上，逐步成長為“國際規則的領行者、制定者”。2020年2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國家外匯管理局、上海市人民政府聯合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快推進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和金融支持長三角一體化發展的意見》（銀發〔2020〕46號），提出支持上海加快推進金融法治建設，加快建成與國際接軌的金融規則體系；參照國際高標準實踐，提高上海金融法院和上海破產法庭的案件專業化審理水平?？蓪⑸虾Ｗ鳛樵囼炋?，對標國際最高標準，建設與國際接軌的優質金融營商環境。（四）擴大內需，發展龐大的互聯網消費市場我國由于對新冠肺炎疫情管控得當，措施給力，最先走出陰影，企業復工復產率穩步提升，經濟率先恢復活力。而歐美國家仍深陷戰“疫”狀態，美國的消費需求因此大幅萎縮。2020年，我國有望成為全球最大的單一消費市場。新冠肺炎疫情也推動了我國互聯網
消費大發展。截至2020年3月，我國網民規模為9.04億，互聯網普及率達64.5%。其中，在線教育、在線政務、網絡支付、網絡視頻、網絡購物、即時通信、網絡音樂、搜索引擎等應用的用戶規模較2018年年底，增幅均在10%以上①。龐大的網民構成了中國蓬勃發展的消費市場。國內企業應把開拓內部市場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同時，政府可推動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加速升級，根據市場導向調整產業結構，配合消費激勵政策雙管齊下，不僅擴大內需，還要吸引更多國家和地區的企業和金融機構來積極開拓中國市場，增加各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也為未來的萬物互聯打下堅實的基礎。（五）持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隨著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日趨明顯，中美摩擦從貿易領域向金融領域蔓延的可能性增大。為減少美國長臂管轄和金融制裁對我國的威脅，迫切需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尤其在我國加大與非美經濟體國際經貿合作時，應主動引導擴大人民幣的使用范圍，從交易、支付、結算領域，逐步拓展到價值、儲備領域，以防在國際金融領域的發展和生存空間被壓縮。同時，要完善我國股票和債券等資本市場的建設，促進境外人民幣回流投資，支持我國經濟建設，并使外匯儲備投資更加多元化，以適度減少對美元資產的依賴性。（六）強化金融宏觀審慎管理鑒于全球央行的“大放水”，未來資產價格泡沫風險、通脹風險和非美國家的主權債務風險可能上升，因此，應適度把握我國貨幣政策的寬松節奏和力度，強化我國的金融宏觀審慎管理。應利用數字化技術監測資金流向，避免支持實體企業的資金流入金融市場或房地產市場投機炒作，推高資產價格泡沫。同時，要提高對國際資本流動的監測和管理水平，注意防范化解金融風險，特別要防止國際資本快速流入、流出沖擊我國金融市場。
